其實，我國公務員制度的建構存在著濃厚的「特別權力關係」的概念，因此對公務員的保障繁複而多元，但對政府效率的提升與公務員績效的促成卻非其設計之重點，因為其目的在籠絡公務員族群、穩定政權，而非提昇政府效率。也正因如此，考績法長期以來流於公務員獲得考績獎金、晉俸升級的方式（考績獲甲、乙等皆可領取年終獎金，並晉俸一級），而非賞善罰惡、提昇效率的制度。在扁政府時代，推動考績甲等比例不得超過75%的改革（行政機關甲等比例超過85%、90%的比比皆是，完全無法反映機關的真正績效）就曾經遭受來自公務員內部或其他反改革勢力的強力反彈，後因為阿扁總統、考試院、銓敘部、人事局堅持貫徹終獲落實。而此番增列優等5%及丙等比例3%的限制的改革，也是對表現優異的公務員有一優等的激勵，並對表現極差的公務員建立退場機制（累積三次丙等，可以資譴），是一個方向正確的改革。
更何況，縱觀過去歷史，從1988 ~ 2008二十年來，整個偌大的公務體系，曾經得到考績丙等的不過9866人，約佔整體公務員0.3%，而且多為違反風紀的警察或長期曠職的公務員，對這些表現不佳的公務員有所警惕，也是一個改革的開端，實在沒有遲緩改革的顧慮。
任何的改革都會遭逢既得利益者的反彈與抗爭，但能否堅持改革，對制度與國家做正面的努力與推動就端看在位者的決心與技巧了，如果只擔心選票流失而對此改革猶豫停滯的話，所謂「丟選票，也要改革」，不過是一句喊的響亮的假口號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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